一说到比较文学，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既然任何东西都能拿来比较，比较文学的边界在哪里？甚至于有人认为比较文学要消亡了。那么您觉得比较文学的前景如何？ 

　　张隆溪：我在国内做比较文学算是早的，1981年季羡林先生在北京大学发起比较文学研究小组，只有五个人参加，我是其中之一。1983年我出国以后一直在海外，跟国内的比较文学界没有太多接触，最近几年经常回来，知道现在国内搞比较文学的人很多，成立的学会也很多，大部分高校也都有比较文学专业，跟当年情形很不一样了。但是大家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还是很容易产生误解，好像一本英文小说和一本中文小说放在一起，谈谈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比较文学了。我觉得这是对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误解，借用法国学者艾田浦（René Etiemble）一本书的书名来说，就是“比较并不是理由”（Comparaison n'est pas raison）。比较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要比较？比较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基础。没有基础，就没有办法体现学科的特点。比较文学的范围的确很广泛，它没有规定什么样的比较才合理，所以我常说，“比较”本身并不是比较文学的特点。拿李白和杜甫比，唐诗和宋词比，这不叫比较文学。比较文学首先是要打破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其次要明白在什么基础上比较。老派的比较文学讲究实际的接触、联系，一个作家读过哪些外国作品，受了哪些影响，这是历史的实证的比较；后来美国的比较文学倾向于不同体裁、主题的比较，甚至文学与其他学科比如音乐、哲学、宗教等的比较。但对于中西比较来说，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把中国的文学和西方比？在什么基础上相比？比较文学最忌讳的就是表皮、肤浅、牵强附会的东西。在这点上，文学理论就成了中西比较非常重要的基础。

　　其实中西比较是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不光要掌握两种语言，而且要对两种文学和文化的传统有深入的理解，因为文学不光是一种语言表现，还有思想的、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历史背景。对这些有了解，才有比较的基础。所以没有雄厚的学问基础，比较文学是很难做好的。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就堪称是中西比较的典范。

　　西方有人宣告比较文学的死亡，但都是故作惊人之论。在我看来，比较文学，尤其中西比较文学还有很多发展空间，还有很强的生命力。　　

　　但钱先生对理论是抱怀疑态度的，国外的理论也一直在发展变化，中西比较研究是不是很容易沦为西方理论的操练场？    

　　张隆溪：我也同样对理论抱一种怀疑态度。我在美国教了十年书，教的就是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我对理论相当有兴趣，也相当熟悉，但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角度出发，根据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背景、历史的了解，我们对西方的理论应该采取一种既要了解也要批判的态度，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最反对机械地搬用西方理论，把它强加在中国文学的文本上，好像中国文学就是一个对象，什么理论都拿来跑一跑，看看能做出什么研究来，我觉得这是最没出息的做法。中国学者应该先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然后再去观察西方理论，要有两方面的深入了解，包括对各自理论传统的了解。中国有自己的文学批评传统，西方有他们的传统，我们对之要有了解的兴趣和研究的必要，但不能机械模仿。

　　文学理论讲的不外乎是语言问题，语言的表达问题，以及表达之后如何理解和诠释的问题。在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上，没有东方西方的差别，语言大家都有，文学传统大家都有，如何表现、如何理解，这些理论的问题是普遍性的。这样出发去研究理论，和把后殖民理论、女权理论、后现代理论直接拿来套在中国文学上就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觉得应该把理论还原成基本的问题，然后从这些问题出发去看中国和西方的理解和叙述是怎样的。比如从先秦到现代，中国人一直有对语言能否达意，不能达意的时候怎么办的讨论，然后看西方历史上对这类问题有什么讨论，西方理论在这些问题上有哪些看法，这样的比较才是有效的。

　　　　您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中有一章是“中西比较研究典范举例”，其中以“中西诗论的融合”介绍朱光潜先生的研究，以“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介绍杨周翰先生的研究，以“中西会通的典范”介绍钱锺书先生的研究。那么就当下论，您觉得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在哪里？哪些学者算得上登堂入室？       

　　张隆溪：我举的三位都是前辈学者，我对他们很敬重，也比较了解。当代当然也有很多很活跃的年轻学者，但是要评论当代哪些属于典范研究是很困难的，就像评论哪些当代文学作品是经典也很困难。现在哪些研究在将来会成为典范，这是要经过时间检验的。另外我想说的是，现在搞比较文学的人很多，著作也很多，我的了解很有限。由于工作需要，我也看过一些教材和著作，我注意到很多著作没有什么新意。要知道中国的比较文学并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有的，二三十年代已经有很多著作了，比如戴望舒、范存中、陈铨等老一辈学人已经译介了国外比较文学研究著作，开始有中西比较研究了，而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并没有许多特别超出前辈的地方。另外还老是有人提出要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我觉得这种提法是个伪问题。要建立学派的雄心壮志我可以理解，但一个学派绝不是自己宣布了便能得到大家承认的。学派往往是时过境迁之后，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时才命名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这些名称都是文学史家在事后梳理历史时所取的，当时的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创作浪漫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文学。同样，比较文学中所说的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并不是法国人、美国人在那里自己宣称了一个学派，而是二战前后研究基本模式的转变造成的。二战前是以民族文学作为基础的法国式的比较文学，非常注重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一些法国比较学者特别偏重于法国作家对他国作家的影响，带有一些民族主义倾向。二战以后许多学者特别是犹太学者对民族主义非常反感，所以他们到了美国之后，认为应该打破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转而强调世界文学是一个总体，在这个总体中不要强调谁影响了谁，而是比较各自体系的平行发展。比较研究领域的这种变化跟二战前后整个意识形态、政治格局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而不是简单地自己定义一个学派。现在中国人要成立一个学派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喊口号、发宣言，而是真正写出几本有价值的比较研究的著作来。有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真正好的成果，得到国际学界的承认，也许将来才会有中国学派。光有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情绪，我觉得在学术上是不可取的。

　　当代的研究也有很好的，比如北大的孟华教授，她在法国留过学，对于形象学特别是西方文学中如何表现中国人的形象以及中国文学如何反映西方十分有研究；还有上外的谢天振教授对翻译学研究很深入，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具体的可以操作的一个方面；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刘象愚教授，对国内比较文学的发展很有贡献。我出国以后跟国内比较文学界接触不算太多，这几位是我觉得做得比较好的。现在搞比较文学的人很多，不过要说研究典范的话，年轻人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呵呵！

　　您和汉学家于连就东西文化的同异问题进行过辩论，您是不是更倾向于中西文化相通的立场？    

　　张隆溪：于连是个很特别的学者，听说他不完全认同传统汉学，而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但又以研究中国即汉学为特点，区别于其他哲学家。他著作很多，但在我看来，都是连篇累牍地把中国和希腊或西方绝对对立起来，难免谬误。

　　经常有人问我，在中西比较的时候应该强调同的方面还是异的方面，我觉得脱离具体环境抽象地去讨论同异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个伪问题。学术研究是一种思想的对话，我们做研究都是在具体的学术环境中，更不要说更大的社会政治的环境。当代学术发展到什么程度，会提出哪些问题，学者应该怎样去回应这些问题，这就是一种对话。举个例子，我1983年到美国之后去普林斯顿大学做演讲，题目叫“道与逻各斯”，后来写成文章在《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是批评德里达的，主要针对的是他在《论文字学》中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看法。在正式发表之前，我去耶鲁大学找到了在那里上课的德里达，把文章给他看。我们讨论了两个多小时，当然他承认他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文学，但他下了很多结论性的大判断，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他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只有西方才有的传统，而中文和日文等使用非拼音文字，就证明有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起来的文明。而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内在思想、口头语言和书写文字之间的等级关系，思想是内在的，表达成语言已经失去了内在的东西，再写成文字就离真理更远。可是这跟《老子》、《易经》里讲的都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说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才有，中国所无的呢？但最后他反问我：那你觉得中国的道家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回事吗？我说当然不是，既然你用了“和”这个连接词，说明这本来就是两个东西。但是你在西方有这么大的影响，你把西方和中国完全对立起来，说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只有西方才有的传统，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那我就要说他们之间其实有相同的方面。但如果你或者跟你一样有影响的某个人，说中国和西方完全一样，没有区别，那我就会采取不同的立场，说其实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西方人大多数都爱讲东西文化差异，其实是把东方看成西方的对立面，他们不是在描述东方的现实，而是他们自己投射在东方的一些观念。但你看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的序言里面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与当时一些强烈排斥西学的人不同，钱先生是讲中西会通融合的。我也是这种立场。文化之间当然既有同又有异，这是毋庸置疑的，学问就是要在不同的环境中，针对不同的对话对象，在表面很相近的地方找出差异，在表面很不同的地方找出契合之处来。在这个意义上，学问是一种发现，是在很多人忽略了的地方，看出事物之间的区别或者联系。

　　您最近被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聘为外籍院士，这是对您成就的高度肯定。您的下一步研究计划是什么？    

　　张隆溪：瑞典的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已经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从创立之初就有外籍院士，目前有四十一位，来自世界各地。外籍院士是终身的，也是荣誉性质的，并不要求一定要做什么工作，但今年他们会邀请我去北欧各国演讲。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个很高的荣誉，而且我事先完全不知道，因为整个遴选过程都非常秘密。保密的原因大概是为了避免尴尬，所以到最后我们只知道选了谁，但并不知道有谁被提名而落选。我想他们选我的原因，是肯定我在一系列英文著作中一直致力于推动跨文化的理解。这也是我将来会继续去做的工作。

　　要说近期的具体计划，我打算写一本书，讨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我个人对绘画、艺术史很有兴趣，所以希望讨论一下东西方绘画和文学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表现。另外，今年我会为英国的权威期刊《跨学科科学评论》（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准备论文，这本杂志的特点是希望融合科学和人文，它的编辑部成员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明年会出两期特刊，组织各国多领域的专家讨论自然和人的话题。

　　研究计划和要做的事总是很多，重要的是一步步去做。只有这样踏实地去做，才有可能做出一点成绩来。■

　　与科尔廷处女作便惹上官司的情形不同，一位新人小说家麦克·托马斯（Michael Thomas）非常幸运地凭借处女作《坠落的 人》（Man Gone Down）获得了世界上奖金最高的文学奖“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奖金高达十万欧元。托马斯出生于波士顿，现与妻子和三 个孩子住在纽约，他的处女作从来自四十一个国家的一百四十五本小说中脱颖而出。评委对他的评价是：“这位作者有迷人的语调和惊人的洞察力。他的作品与我们 的当下十分契合，是一部视野宽广、富于活力的佳作，并且充满了人性的温暖。”

　　一位名叫约翰·库兰（John Curran）的克里斯蒂迷最近在研究了阿婆晚年的七十三本写作笔记本时，发现了两部以大侦探波洛为主人公的阿 婆佚作。哈珀·科林斯出版社即将出版《阿佳莎·克里斯蒂的秘密笔记本：打造神秘的五十 年》（Agatha Christie's Secret Notebooks: Fifty Years of Mysteries in the Making）， 售价二十英镑，首印两万册，并保留全球版权。

　　曾被索马里海盗劫为人质、后来被海军解救的船长理查德·菲利普斯（Richard Phillips）最近高价卖出了自己的回忆录，据悉 Hyperion Books以五十万美金竞得该书的出版权。然而菲利普斯的图书经纪人非常不满，他本以为会拍出更高的价钱，比如成功迫降的英雄机长切斯 利·苏伦伯格（Chesley Sullenberger）的回忆录便售出了三百万美金，可惜经济不景气，读者们对英雄人物的回忆录也只有三分钟热度。好 消息是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看中了菲利普斯的故事，要拍成电影，由凯文·史贝西和斯科特·鲁丁出演。

　　最近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所高中命令英语教师停止教授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说《所罗门之 歌》（Song of Solomon）。莫里森是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黑人女作家、诺贝尔奖得主，她的《宠儿》曾在2006年被《纽约时报书评》评为“二 十五年来最佳美国小说”。在得知自己的作品受到不公待遇后，她立刻发表了公开声明谴责这种危害言论自由的行为，并与哈珀·科林斯出版社的前CEO简·弗里 德曼一同加入了“美国反审查制度联盟”的“自由言论领导者委员会”（Free Speech Leadership Council）。该委员会由各领域 的领军人物组成，旨在与美国国内的审查制度作斗争。

　　著名英国女作家莎拉·沃特斯（Sarah Waters）的新作《小陌生人》（The Little Stranger）问世，也是她的第五本 小说。沃特斯之前的作品《南茜情史》（Tipping the Velvet）、《指匠情挑》（Fingersmith）等作品均涉及同性恋题材，此次的 《小陌生人》则凸显了阶级焦虑。故事背景设在二战之后，式微的贵族阶层与崛起的工薪阶层发生了碰撞。沃特斯对于描写压抑的欲望尤其擅长，故事主人公是一位 乡村医生，来到一座大宅为女仆看病，结果发现女仆身体没病，是被鬼魂吓到了。接着医生身不由己地陷入了大宅家族的衰败故事中。直到小说的最后几页，沃特斯 才揭示了鬼魂的真实身份，看过的读者都表示出人意料并且感到深深的恐惧。

爱丽森·阿特莉（Alison Uttley）创造了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小灰兔和毛茸小刺猬，然而最近她的私人日记整理出版，显示出她是个控制欲极强、很难相处的女人。

阿特莉在德贝郡乡村长大，成年后搬去白金汉郡生活，和童话作家艾尼德·布丽腾（Enid Blyton）作了邻居。尽管阿特莉当时已经创作了一百多部作品，仍然极为嫉妒布丽腾的成功，她在日记中记下了两人的唯一一次会面：“我看见一个女人朝鱼贩子暗送秋波，她套着整副假牙，嘴唇血红，她凑近看人的时候头歪向一边——突然她转向我，自我介绍她就是艾尼德·布丽腾！当我问她写过什么书时，她回答‘朝史密斯的窗户望’便转过身，再也不说话。”

阿特莉尤其痛恨别人拿她与彼得兔的作者波特小姐比较，她觉得波特只是一个在图画旁边写上几行字的插画家，而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她的墓志铭便刻着“小说的编织者”。她还讨厌自己作品的插画家玛格丽特·谭皮斯特（Margaret Tempest），她在日记中写道：“她毫无幽默感，无聊透顶，脸上少有笑容，连眼神都冷冰冰的。”

阿特莉的日记有39本，跨度从1932年到1971年，由她的传记作家丹尼斯·贾德教授（Denis Judd）编辑，Pen and Sword出版社出版。贾德说：“真是令人惊讶的矛盾，她是第二位从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女性，却相信童话和时光穿梭。她既是一位完全实际的科学家，又喜欢谈论幽灵。”

阿特莉的私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她的丈夫于1930年自杀，这迫使她以写作为业，以养育独子约翰。“我常常觉得人生艰难……我会做傻事，甚至不光彩的事……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伟大的想象力和伟大的智慧，不是吗？”她在日记中这样自言自语。她创作的小灰兔、獾、小猪山姆等等都来自于她幼年的乡村生活，十分可亲，她觉得孩子们喜爱这些形象因为它们很真实，“我的故事不是编出来的，它们都是真的……我不是坐着编故事，是故事们自己找上门来。”

阿特莉于1976年去世，享年91岁。两年后，她挚爱的儿子约翰开车跃下悬崖自尽。贾德表示：“她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她的好胜心以及强烈的个性常常遮蔽她的判断，这彻底影响了她的个人和职业生涯。尽管她去世时著作等身，满载荣誉，她却从来没有完全满足过。”

当《奇迹之城》（La ciudad de los prodigios）于1986年出版后，巴塞罗那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伟大的城市，终于有了一部配得上她的小说，就像巴黎有大小仲马，伦敦有狄更斯，都柏林有乔伊斯。小说的作者爱德华多·门多萨（Eduardo Mendoza）自然也成了巴塞罗那的文学代言人。

《奇迹之城》讲的是一个野心家如何从乡村到城市不择手段冒险发家的故事。背景设在1888年和1929年两次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之间，这是巴塞罗那城市从落后到现代的过程，不消说这其中有多少流血带脓的往事。“事情变好了，但也可能更糟了。”门多萨用一种玩世不恭的嘲讽口吻阐释了城市发展中的丑陋真实。

门多萨将《奇迹之城》的成功归功于它的题材：历史小说。“历史令人好奇，历史小说则让读者能够轻松地领略这种本质枯燥的科学。”他甚至觉得，在文学式微的今天，倚仗历史也许能帮助小说走出困境。

“小说没有死，但小说的读者变了。”门多萨如是说。2002年他的书成为马德里书展最佳小说，他却说：“写一本书就象一次没有地图的航行，如果别人觉得好，就算是走运停靠在了一个好港口。”文学批评的庸俗化也令门多萨沮丧，他怀念那种针锋相对的批评，而现在媒体上出现的多是千人一面的“温吞水评论”。如今意大利报纸上已经完全没有文学增刊了，而西班牙还有少数文学增刊活了下来。“这挺重要的，说明在西班牙，尸体还没打算入土。”

《奇迹之城》中文译本出版后，门多萨接受了《外滩画报》的电邮采访。

B：《外滩画报》

M：门多萨

B：您相信奇迹吗？

M：我不信上帝，也不信神。但有时候事情就是不按常理地那样发生了，比如一个团体突然超越了自身的利益，变得一心为公，这样不寻常的事情我就会将之称为奇迹。

B：城市有灵魂吗？抑或灵魂是人类所特有的东西？

M：我不觉得人类有灵魂，但这得看我们怎么去理解灵魂。在大方向上，我觉得城市有一种精神，或者说一种情绪、一种生活方式，会改变住在那里的人们。住在莫斯科和住在里约热内卢肯定不一样。

B：看了伍迪·艾伦的新片《午夜巴塞罗那》，我觉得巴塞罗那越来越像一具美丽的空壳了，好像威尼斯那样？

M：是有这个危险，但威尼斯不是个好例子。巴塞罗那是个比较大的工业城市，其中可供观光游览的部分本身已经成了历史悠久的博物馆一般。但是一个城市中还有许多小城市，有的一点都不美。

B：您曾在纽约居住过，它对于您和您的写作有影响吗？

M：当然啦。纽约是个很令人兴奋的城市，活泼，有创意，危险。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种探险。这是个专业化程度极高的城市，处处都务求完美。

B：如果你必须住在一个亚洲城市，你会选哪里？

M：我只熟悉一个城市：东京。我喜欢东京，但不知道自己是否会选择在那里定居。还好我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B：加泰罗尼亚有自己的语言。科学研究表明，语言塑造了我们的思维，甚至性格。你觉得加泰罗尼亚语会让加泰罗尼亚人与住在萨维利亚、斯德哥尔摩或是上海的人们产生不同吗？

M：不，我不觉得。语言是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也不是塑造我们性格最重要的因素。从这点上说，加泰罗尼亚正好是个例证。我们有两种通行的语言，加泰罗尼亚语（本地语言）和西班牙语，后者是很久以前进入的，但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的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这应该成为乐趣的源泉，而不必将之对立起来。很多人把语言这么美好的东西当作政治筹码，对此我深感痛惜。可这样的事全世界都有，不光在西班牙。

B：可以用简洁的词汇定义下面一些地点吗？

M：我尽力。

欧洲：很昂贵的市场

西班牙：好玩的无法无天的生活

加泰罗尼亚：极佳的养老地

巴塞罗那：吵吵闹闹、阳光灿烂的诱惑之地

你居住的街道：安静、正派、乏味

B：您读过卡洛斯·萨丰的《风之影》吗？喜不喜欢？你觉得两代作家看同一座城市的眼光会不会不同？

M：看过，喜欢，会有不同。但我不觉得一定要从变化或者与过去断裂的意义上去理解两代人的关系，应该从更顺畅、连续的角度去看。我们都处在一种大视野中，随着时间而变化。而我们把自己所知的知识和观念传给下一代，也是十分重要的。

B：如果在本世纪末中文取代英文成为世界语，您会去学中文吗？

M：当然会去学，但是我会很介意，因为我太老了，学一种新语言肯定很难。我现在这个年纪，得花很多力气不忘事儿。不管怎样，等到本世纪末，我肯定已经跟我的祖先们在一起啦，他们大概会说拉丁语和阿拉伯语。

B：您出生在1943年，当时欧洲正在二战的水深火热中，而西班牙被一位独裁者统治。如果1943年您是65岁，您会对一个新生儿说什么？

M：回去！但因为当时没人跟我这么说，所以现在我在这里。

B：1943年之后的世界已经进步了很多，您同意吗？在今天什么样的问题会让你悲哀呢？

M：世界是比1943年进步了，但不一定比1945年进步。很多方面我们甚至后退了。如今让我最悲哀的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因为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原因无法和平相处。很多愚蠢的想法让无辜的人们受苦。

B：如果你是奥巴马，你的第一个决定会是什么？

M：可惜我不是呀，我也不可能成美国的总统。如果他们选我当总统，我到时候再考虑这个问题。

B：你同意“西班牙人很激情，很情绪化，太幸运了！”这样的论断吗？

M：跟激情而且情绪化的人生活在一起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儿。情绪比理智先行，可能会麻烦、讨人嫌，而且降低了讨论的可能性。比起激情地大喊大叫，我更喜欢心平气和的讨论。你会问我是不是想让西班牙人都变成这样？那我可不知道。

B：你决定开始写一本小说时，那个“从无到有”的原点是什么？

M：无只能生无。我的开始点有时候很简单，也很傻，一个形象、一个句子、一个纪念品，都可以成为作品的开始。

B：写作是快乐还是痛苦？

M：两者都有，就像结婚一样，生活里大多数重要的事情都是快乐和痛苦的结合。

B：你完成一本书后的感觉是怎样的？

M：解脱，绝望。我会想，这是我想象力的终点，我再也写不出别的东西了，我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呢？这种感觉通常会持续几个礼拜，然后会有新想法出来。

B：你爱上过某个自己创造的人物吗？如果有，是谁呢？如果没有，是因为这很危险吗？

M：我倾向于爱上所有我笔下的人物，因为我看着他们出生、开始学走路、学说话，但我也会批评他们。这只是写作的一小部分罢了。这不像电影，一个导演会爱上演员，然后偏离了原来的想法。在写作时这种情况比较难发生，因为文字更加抽象。

B：在小说中你常常开玩笑，很幽默。幽默对完满的生命来说是关键因素吗？

M：幽默并不代表完满，但会有帮助。如果你总是能用幽默的眼光看待事物，生活自然会轻松很多。但是你也要小心，因为太幽默会让人变成傻子。

爱德华多·门多萨（Eduardo Mendoza），西班牙当代著名小说家，1943年生于巴塞罗那。他曾学习法律，1973年至1982年在纽约工作，担任联合国的翻译官。1975年他的第一部小说《萨沃达兵工厂一案的真相》（La verdad sobre el caso Savolta）一鸣惊人，显示了风格多变的写作特点。他最受好评的小说《奇迹之城》（La ciudad de los prodigios）讲述了巴塞罗那在两次世界博览会之间的社会和城市变迁，1999年被导演马里奥·卡慕斯（Mario Camus）搬上了荧屏。《奇迹之城》的中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封面正是巴塞罗那城市中心部位的地图。

　　 三年前我担任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文学奖的评委，随着评选过程的推进，这个文学奖变得愈发不同寻常。英国皇家学会翁达杰文学奖 （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 Ondaatje Prize）评选的是能够唤起人们对某个处所之灵魂的感受的优秀作品，包 括小说、非小说或者诗歌，奖金一万英镑。

　　我和评委同事们没费什么劲儿就从成堆的参赛作品中挑出了堪称优秀的尖子，然而到了决定何为某地 之灵魂时，我们则发现面对的图景充满了无限可能。每一部可以当选的作品背景都设在某处，如果我们无法对那个地方产生感觉，那么该作者就失败了，无法进入长 名单。然而处所之灵魂……还真是虚无缥缈，无质无形，远远超出了文学评论的领地。

　　最后我们从部部皆是精品的短名单中艰难地选出了詹姆 斯·米克（James Meek）的《爱之行动》（The People's Act of Love），讲述了一群俄罗斯阉人在西伯利亚荒原上的故事， 其语调如此苍凉，以至于读者立刻被带进了精神性的沉思境界。詹姆斯·米克朴素的叙述丝毫没有减低西伯利亚荒原的诗意和美，当宣布结果时，我觉得该奖项和它 的定义更加深化而成熟了。

　　今年皇家文学学会在旅行者俱乐部举行晚宴，把2009年的翁达杰奖颁给了亚当·尼科尔森 （Adam Nicolson）的《西辛赫斯特》（Sissinghurst）。作者是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Vita Sackville- West）和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的孙子，他重构了祖父母在肯特郡的布鲁姆斯伯里花园。

　　俱乐部里坐满了职业作家，我们每个人离去的时候都更加意识到了这个处所的重要性。这已经不仅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奖项，它触及了写作的要害问题。    

　 　2008年我担任了《犹太季刊》举办的文格图书奖（Wingate Book award）评委。今年的结果出乎意外，颁给了一位完全外行。在击败了杰 姬·武尔施拉热（Jackie Wullschlager）备受瞩目的马克·夏加尔传记和佐伊·海勒（Zoe Heller）得到好莱坞垂青的小说《信 徒》（The Believers）后，弗雷德·旺德（Fred Wander）的大屠杀回忆录《第七口井》（The Seventh Well）摘桂。

　 　这已经是我连续三晚出席文学奖颁奖礼所受到的第二次冲击了。它令我开始思考，同那些吸引眼球、光彩夺目的大奖比如布克奖、科斯塔奖等等相比，这些小奖的 价值在哪里？前面提到的翁达杰文学奖促使我们思考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地点感觉的重要性；而文格奖则针对那些刺激阅读大众对犹太主题产生兴趣的作品。

　 　我得承认，该奖的定义比较宽泛散漫，这导致去年我们决定最后得主时进行了激辩。最后，来自以色列的微观小说家艾特加·柯赖特（Etgar Keret） 获奖，他是一位真正的原创者。回到前面的问题，对我来说，这些小文学奖比起大家伙来的优势在于，它们关注写作的某个方面，而不是为“杰出”、“卓越”的作 品设定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依照这种标准选出的作品通常是妥协折中的产物。

　　如果今年的文格奖评委朱莉·伯奇尔 （Julie Burchill）、威尔·斯基德尔斯基（Will Skidelsky）和弗朗切斯卡·西格尔（Francesca Segal）认为在 犹太问题上，旺德比夏加尔更值得关注，这可是一个大声明。它让旺德的书立刻进入了我的本月必读书单。所以我要说，让小奖来得更猛烈些吧！

for《上海书评》

近日英国文坛两大文学奖相继揭晓，首先是加拿大短篇小说女王阿丽丝·门罗（Alice Munro）拿下了六万英镑的曼布克国际文学奖，接着是玛丽琳·罗宾森（Marilynne Robinson）拿下了专为女作家而设的橘子奖。

77岁的门罗击败了许多文坛巨匠如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诺贝尔奖得主奈保尔、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瑞和苏格兰作家（前布克奖得主）詹姆斯·凯尔曼，实属不易。布克奖评委简·斯迈丽表示：“门罗的作品堪称完美。任何作家面对她那微妙而精准的文字都只有发呆的份。她对于每个话题的思考都十分凝炼，她写30页的短篇，比许多小说家的整本书都要丰富。”

门罗1968年发表处女作，擅长描写小镇生活，已经赢过无数文学大奖，也是诺贝尔奖时常考虑的候选人，可惜至今尚未得到这一殊荣。

今年的橘子奖毫无意外，玛丽琳·罗宾森作为在世的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可谓实至名归。评委发言人表示，每位评委都选择了自己喜爱的几部作品，罗宾森的作品《家》出现在了每位评委的名单里，所以她的胜出毫无疑问。

罗宾森目前在爱荷华州教授创意写作，是三位进入短名单的美国作家之一。《家》是她在沉寂多年后的第三部小说，一部描写家庭关系和救赎的佳作。评委格罗芙读了三遍，每读一遍都觉得更加深刻。更有评论认为罗宾森将成为与纳博科夫和康拉德一样重要的作家。

尽管布克奖和橘子奖在世界文坛极具影响力，其获奖作家可保名利双收，但二奖的规则都有受人诟病之处。由于美国作家风头日健，布克奖只允许英联邦国家的作家作品参与角逐的规定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不满；而橘子奖则突出了性别界限，一些著名女作家如拜雅特等人明确表示拒绝参加橘子奖评选。

去年与麦凯恩搭档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美女莎拉·佩林在选举失利后，有传言说她签下了七百万美金的自传合同，之后又有传言说涨到了一千一百万美金。最近，美联社终于发布新闻，佩林将把自传交给默多克传媒集团旗下的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由该社总裁布赖恩·穆雷（Brian Murray）负责相关事宜。虽然具体数额没有公布，但是佩林找到了为克林顿、希拉里、托尼·布莱尔和奥巴马谈定出版合同的律师巨鳄罗伯特·巴奈特，那么她绝对能得到相当体面的收入，巴奈特善于从出版社抠钱是出了名的。该书针对美国的基督教市场，佩林将用很大篇幅讲述宗教在自己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涯中的角色及意义，暂定2010年春季问世。

诺贝尔奖得主德雷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最近宣布退出牛津的诗歌教授职位竞争，因为组织者收到了一批重提他在1982年骚扰女学生的信件。沃尔科特的回应是：“我宣布退出牛津大学诗歌教授的选拔。我对选拔中出现的这种低劣手段感到万分失望，也不想让那些支持我的人感到难堪。”有趣的是，在沃尔科特度过了艰难的一周后，那位当年告他骚扰的女学生在报纸上发文为他辩护，文中称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还表示：“我认为对学生有性举动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也明白这时常发生。作家天生就有不羁的心灵。诗歌更是一种激情的艺术。”牛津大学的诗歌教授在英国是仅次于桂冠诗人的要职，与沃尔科特同时竞争的有诗人鲁丝·帕德尔（Ruth Padel）和阿文德·克里士纳（Arvind Krishna），最后达尔文的外玄孙女帕德尔获得了这一荣誉。

在诗歌式微、博客兴隆的互联网时代，个人博客能够取代过去由诗歌担任的社会功能吗？怀丁奖得主阿丽森·格洛克（Allison Glock）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敦促博客读者应该尝试去读诗歌，同样可以满足阅读博客获得的那种“自恋、虚荣心和幸灾乐祸”。“诗歌尝试着将整个经验折叠起来，就像日式折纸那样，短短几行就能渗入事物的根基骨髓，脂肪早早就被抽干了。好的诗歌里没有渣滓，没有未完成的思想，没有随机的冥想。”

最近西方文学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莫过于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出了续集，不过作者不是塞林格，而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人约翰·大卫·加利福尼亚。维基百科对该作者的介绍上称他出生于1976年4月1日，他在亚马逊网站上的简历则充满了幻想元素：“前掘墓人和铁人三项运动员多年沉醉于霍尔顿·考尔菲德的故事。在柬埔寨乡村的一个荒弃的小木屋内找到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里面的人物陪伴约翰度过了一段漫长的热带病最肆虐的与世隔绝的时期。”最后大家发现这是一次类似于《傲慢与偏见与僵尸》的恶搞事件。

《君子》（Esquire）杂志发起了一次短篇小说竞赛，允许作者创作除了标题之外的任何内容，参加者必须使用《2010》、《一场起义》、《永远，别再提起这事》中的一个作为小说题目。这次竞赛是为了庆祝《君子》的在线小说单元正式发布，目前该单元提供斯蒂芬·金和唐·德里罗的小说。竞赛启事中写道：“一个时间，一件事，一次陈述。没有例外。用它们编故事，编好看的故事。别把我们的新题目套在什么老故事上，我们会知道的，而且会不高兴。其次，你的故事不能超过4000字，我们可是说真的。”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科幻小说作家正与布克奖得主安妮·恩莱特争夺英国唯一一项针对最佳短篇小说集的文学奖——“边山短篇小说奖”（Edge Hill short story prize）。

克里斯·贝克特（Chris Beckett）的《图灵测试》（The Turing Test）讲的是宇宙飞船、机器人和时空穿越，恩莱特的《昨日天气》（Yesterday's Weather）则是继布克奖获奖作品《聚会》之后的又一力作。布克奖短名单候选人谢娜·玛恺（Shena Mackay）凭借《大气层的铁路》（The Atmospheric Railway）、橘子奖短名单候选人阿丽·史密斯（Ali Smith）凭借《第一人称和其他故事》（The First Person and Other Stories）也入围了五千英镑奖金的最后角逐。

该奖项的创始人艾尔萨·寇克斯（Ailsa Cox）说：“这表明短篇小说的类型能够包罗万象，没有多少奖项会把小众的科幻小说作者和重量级文学大家放在一起……人们喜欢短篇小说这种形式，因为它炫技、有强度、有张力。”

玛恺的入围小说集中的作品创作时间跨度超过二十年，她对于入围短名单很高兴：“五千英镑还是值得考虑的。我觉得有一个奖项专门针对短篇小说很有必要，大家都说这是个被忽略的形式，现在好像有点复兴的趋势了。”

贝克特表示自己曾经试着写没有科幻元素的短篇小说，但没多久就会想：“还是放一个机器人进去吧。”他对自己被科幻小说之外的领域认可而感到十分欣慰。“我老搞不懂为什么人家说短篇小说不好卖。这很奇怪，因为我们老是听到现代人能够集中精力的时间越来越短了，那么短篇小说应该畅销才对。短篇比长篇凝炼多了，写一本八万字短篇小说集的工作量比写一本八万字的小说要大得多……这是短篇小说华美的地方，它很丰富，浓墨重彩。”

边山奖是2007年设立的新兴奖项，首位获奖者是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最终结果将于7月4日公布。

在约翰·德莱顿成为第一位桂冠诗人之后341年，一位女士获得了这英国文坛最显赫的殊荣。5月1日，英国文化部部长安迪·勃汉姆在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瑞兰兹图书馆授予了卡罗尔·安·达菲（Carol Ann Duffy）桂冠诗人的称号。

达菲表示：“今天真是女作家的大日子。这标志着女作家已经改变了英国文学图景，不过我认为男人们也同样高兴。”十年前，曾有报道说她被排除出了桂冠诗人候选人的行列，因为托尼·布莱尔担心一位同性恋桂冠诗人会对英国产生的影响。然而布莱尔的发言人否认了这一说法。

还有传言说达菲对于是否接受这一称号（同时也是一份工作）有过疑虑，不过她13岁的女儿替她做了决定：“去吧，妈妈。”达菲说：“希望我十年任期结束后，会有第二位桂冠女诗人，然后第三位、第四位，一直持续三百年。”

即将离任的桂冠诗人安德鲁·姆辛（Andrew Motion）时常因为为政治或王室庆典作诗而被媒体嘲笑，当达菲被问到如何应付御用诗作时，她说：“诗歌源自想象、记忆、经验以及个人和公共事件。我会写值得写的东西……我不会被迫创作。如果政治活动中的某一刻让我真正有感触，我也会写下来的。”姆辛对于成为众目焦点很坦然，而达菲表示尽管她会担任如此显要的公共职位，但她仍旧是个很注重隐私的人。

现年53岁的达菲出生于格拉斯哥，曾在利物浦大学学习哲学。她与作家杰姬·凯（Jackie Kay）一同生活了多年。她创作了三十多本童书和诗集，也为戏剧院和歌剧院创作。她凭借诗集《狂喜》（Rapture）获过TS·艾略特奖，该诗集描绘了爱情中的种种状态。

依照传统，达菲还将获得600瓶雪梨酒的“酒费”，不过由于姆辛至今仍未收到，达菲已经要求预支“酒费”。她还打算把近六千英镑的年薪捐给诗歌协会，设立一个新的诗歌奖。

亚马逊网站和企鹅集团最近宣布了第二届“亚马逊新锐小说奖”（Amazon Breakthrough Novel Award）的100部入围半决赛作品。这百部作品来自94个城市、33个美国州、7个国家的作者。5月15日，由著名畅销书作家苏·格拉夫腾（Sue Grafton）、苏·蒙克·基德（Sue Monk Kidd）、文学经纪人巴尼·卡普芬格（Barney Karpfinger）、企鹅出版社总编伊蒙·多兰（Eamon Dolan）组成的评审团将宣布三部决赛小说，再由亚马逊的读者选出最后赢家。

亚马逊网站最近在其畅销书榜和一些搜索环节屏蔽了某些包含成人内容特别是涉及同性恋题材的图书，遭到了大批作者和读者的在线抗议。即时信息网站Twitter上生成的一项名为“亚马逊失败”的话题，立即成为最热门话题。之后亚马逊的发言人表示是电脑故障导致了错误。但有评论人认为如果亚马逊真的有意屏蔽成人内容，那将会导致对同志作品的歧视。

极具开创性的文学理论家伊芙·科索夫斯基·赛菊寇（Eve Kosofsky Sedgwick）于4月12日去世。她研究同志文化的著作《衣柜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为酷儿理论奠定了基础。赛菊寇曾经和同事一起为杜克大学出版社策划了很有影响的Q系列丛书，在她的指导下，杜克大学出版社成了酷儿理论出版领域的领头羊。Q系列如今已经出版了42本著作。

小说《夏日的鸟笼》（A Summer Bird Cage）、《海的女郎》（The Sea Lady）的作者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最近决定封笔。德拉布尔在46年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17部小说，《每日电讯报》推测她封笔的原因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与作家丈夫麦克·霍尔洛伊德爵士（Sir Michael Holroyd）相处。同时她也告诉朋友，“我越老就越发现自己在重复以前的东西，所以我决定不再写小说。”

《搏击俱乐部》和《窒息》的作者恰克·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最近发起了一项设计竞赛，为他五月即将问世的新作《小矮人》（Pygmy）设计宣传图标。设计者们称该书为“满洲人遭遇南方公园”，讲述的是类似北朝鲜的某国派青少年特工扮成交流学生进入美国，他们计划渗透入典型的美国家庭，最终实行一项名为“大破坏行动”的恐怖活动。

著名电影人科恩兄弟中的弟弟伊桑·科恩（Ethan Coen）最近出版了两本新书。《将近夜晚》（Almost An Evening）包括了去年非百老汇上演的三部短剧，《醉酒司机也可通行》（The Drunken Driver Has The Right Of Way）则是一本薄薄的妙语集锦，最近出版了平装本。科恩说尽管他的工作是制作电影，但他也为了好玩儿创作小说、戏剧以及诗歌，这些对他是一种消遣。当然写作并非易事，他有一个抽屉装满了还未成熟的剧本。兄弟二人制作的新片《一个严肃的人》计划十月上映，讲述1967年的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带着科恩兄弟一贯的黑色幽默风格，主人公的遭遇既恐怖又滑稽。